2026 年作為 “十五五” 開局之年,我國生態環保領域迎來歷史性變革 —— 從能耗雙控全面轉向碳排放雙控,這一制度升級標志著我國綠色低碳轉型進入精準化、系統化新階段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 “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3.8% 左右” 的核心目標,既兼顧了經濟社會發展與能源安全,又為 2030 年前碳達峰目標的實現筑牢了制度根基。
回顧過往,能耗雙控在推動節能減排、倒逼產業結構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,但隨著綠色發展的深入推進,其 “以能控碳” 的間接性局限逐漸顯現。一方面,傳統能耗雙控將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一并納入總量約束,未能充分釋放清潔能源的發展潛力;另一方面,將工業原料用能計入總量管控,而這部分消耗并不直接產生碳排放,導致管控口徑不夠精準。從能耗雙控到碳排放雙控的轉變,本質是治理理念與管理邏輯的深刻變革:如果說能耗雙控是管住能源消費的 “入口”,側重通過節約用能間接降碳,那么碳排放雙控則是盯住二氧化碳排放的 “出口”,聚焦源頭降碳、精準降碳,為綠色產業和清潔能源發展釋放更大空間。
我國已具備推進碳排放雙控的堅實基礎。目前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體系,構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產業鏈,是全球能耗強度、碳強度下降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。2025 年數據顯示,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費量的萬元 GDP 能耗同比下降 5.1%,萬元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5.0%,為 “十五五” 時期的深度降碳積累了寶貴經驗。“3.8% 左右” 的碳排放強度目標經過了科學測算,既避免了降幅過低導致轉型動力不足,也防止了降幅過高對經濟運行形成剛性制約,體現了漸進有序推進碳達峰的政策考量。
碳排放雙控的落地將帶來三大發展機遇。其一,綠色導向更加鮮明,清潔能源、低碳技術、節能環保等產業將迎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,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;其二,市場信號更加清晰,“誰低碳、誰高效,誰就擁有更大發展空間” 的競爭規則逐步確立,綠色競爭力成為企業和產業的核心競爭力;其三,與國際規則更加接軌,在國際貿易碳壁壘日益形成的背景下,碳排放雙控有助于我國更好參與全球氣候治理,提升在綠色轉型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。
推進碳排放雙控落地見效,需要政策、企業、個人多方協同發力。政策層面,今年已作出系統部署:實施重點行業提質降本降碳行動,深入推進零碳園區和工廠建設,設立國家低碳轉型基金,支持綠色低碳技術裝備創新應用,完善碳排放統計核算與碳足跡管理體系,進一步擴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覆蓋范圍。企業作為降碳主體,需主動摒棄觀望心態,加大節能降碳技改投入,優先使用綠色電力,將綠色轉型成效轉化為市場競爭新優勢。個人層面,綠色生活方式的踐行同樣不可或缺,從選擇節能家電、綠色出行到減少食物浪費、參與垃圾分類,每一次綠色選擇都在為降碳貢獻力量。
當然,推進碳排放雙控仍面臨不少挑戰。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,碳核算、碳足跡、碳市場等政策的銜接需要加強;不同地區、不同行業產業結構差異較大,需科學把握轉型節奏,堅持先立后破、因地制宜,守住能源安全和民生保障底線;全社會對新制度的適應也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。但隨著各項政策的落地實施和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,這些挑戰將逐步得到化解。
從能耗雙控到碳排放雙控,不僅是政策表述的變化,更是我國綠色發展邁向高質量階段的重要標志。以這一制度升級為牽引,協同推進降碳、減污、擴綠、增長,中國經濟發展的綠色動能將更加澎湃,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更具價值的中國方案。
碳排放雙控;十五五規劃,綠色轉型,碳達峰,制度升級,低碳發展